人口增长:如何把吞噬发展成果的重负,变成人力财富?

2020年2月，埃及人口正式突破一亿；今天，这一数字已超过一亿零六百万。国家每年新建学校和医院，增加就业岗位与住房，而每年的人口增长又吞掉其中很大一部分，公民还来不及感受到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个家庭每天都在经历的一道算术题：拥挤的教室、医院的长队，以及为一份工作而起的争抢。

负担的算法很简单：经济增长要除以人口数量。无论经济增加多少，更快的人口增长都会吃掉人均的那一份——水资源的人均份额逐年下降，教育和住房同样如此；还有每年必须创造的数十万个岗位，仅仅是为了容纳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更不必说改善那些早已身在其中者的处境。

我们要把说了什么、没说什么讲清楚：这不是一场反对生育的运动，而是反对没有计划的生育。人若受过教育、身体健康、有工作可做，便是民族最大的财富；负担在于人口增长的速度与资源、学校和就业岗位增长速度之间的落差。弥合这道落差，就是问题的全部。

埃及并未袖手旁观。社会团结部于2018年发起的“两个就够了”运动，把计划生育的宣传带进了乡村家庭；各卫生所提供计划生育服务；历次国家人口战略也设定了接续的目标。官方调查显示，近年来生育率有所下降——这是实实在在的进步，但生育率仍高于世代更替水平，年度净增人口依然庞大。世界各国成功经验给出的教训是：这样的努力必须坚持数十年，而不是一阵子。

看看伊朗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历——那是有记录以来生育率下降最快的案例之一。宗教领导层公开支持计划生育，遍布农村的“健康屋”网络把免费服务送到村庄，准备结婚的人还要接受婚前教育课程。在大约十五年间，平均生育数从八十年代中期的约六个孩子，降到新世纪之初的约两个。

看看孟加拉国，它起步时比埃及还要贫穷。女性卫生员挨家挨户敲门，把咨询和避孕方法送到无法前往诊所的妇女手中；女童教育不断扩大；小额贷款和成衣业的工作让数以百万计的妇女获得了收入与地位。生育率于是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每名妇女六个以上，降到今天的约两个。

看看印度尼西亚，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家。自1970年起，其国家计划生育机构建起了一个覆盖每一个村庄的项目，并把社区长者和宗教学者拉进来，而不是与他们对立——这证明，这项事业完全可以从社会的信仰与价值观内部得到辩护，而不必与之为敌。

看看突尼斯，阿拉伯世界的先行者。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它就提高了结婚年龄，投资女童教育，扩大妇女权利，并让计划生育手段触手可及；数十年来，它一直保持着阿拉伯世界最低之列的生育率。

接下来是故事的另一半：把青年人口的高峰转化为人口红利。1960年前后的韩国，生育率接近六个孩子，收入水平也不高。它在降低生育率的同时，把大量投资投入高质量教育和出口产业，于是其庞大的年轻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是熟练劳动力，而不是失业青年。经济学家把“亚洲奇迹”的很大一部分正归功于这一红利：抚养负担更轻、劳动者更多、储蓄更高——前提是劳动者受过教育，而且岗位确实存在。

在所有这些范例中，反复出现的是同样几条线索。女童教育与妇女就业，是迄今试验过的最有力的两个杠杆：受过教育、有工作的女性会选择更成熟的婚姻，以及更少、更健康的孩子。服务必须走向民众，而不是等待民众上门。宗教与社区领袖必须成为伙伴。国家的承诺必须跨越数十年、跨越一届又一届政府，不受一时情绪的左右。

家庭该做什么？做好计划，拉开生育的间隔，并诚实地问自己：我能否让这个孩子受到应有的教育、吃饱穿暖、得到应有的医疗？两个教育得当、照料周全的孩子，能把一个家庭抬得比许多听天由命的孩子更高。家庭的责任还包括拒绝未成年女孩结婚、拒绝女性割礼——那是埃及法律予以惩处的犯罪——因为二者都是同一条贫困链条上的环节，代代相传。

国家又该做什么？让宣传持续并不断扩大，而不是忽起忽落；把乡村卫生所配备齐全，使任何一位妇女距离免费的计划生育服务都不超过一段短短的路程；继续扩大女童教育与扫盲；为妇女打开真正的就业通道；并在可能之处，把扶助项目与儿童的健康和按时上学挂钩。而在这一切之上，是连续性：让每一届政府都在前一届所建的基础上继续建设。

而媒体——我们也是其中一员——又该如何？我们的承诺是让这一议题始终居于前列，而不是成为季节性的话题；忠实地呈现世界上成功的范例；驳斥围绕计划生育的谣言与迷思；用尊重公民的语言与他交流，而不是对他说教或加以指责——因为人们回应的是尊重，不是训斥。

负担与财富之间的分别，从来不在于人数的多少，而在于一个国家在人身上投入了什么。今天的埃及拥有庞大的年轻一代，他们可以成为真正经济起飞的燃料——但人口窗口不会永远敞开。那些做了规划的国家，把自己的人民变成了最宝贵的资产。这个选择属于我们，而它的时机就是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