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莱拉》:史家眼中首部纯埃及故事长片,由一位女性在自家宅中制作
1927年11月,默片《莱拉》上映。阿齐扎·艾米尔把花园城(Garden City)住宅的一部分改成摄影棚,自己制片并担纲主演。这是一段早于埃及首家设备齐全的制片厂八年的个人冒险,也牵出一场关于“谁是第一”的旧争论,也给口袋里揣着相机的今日读者留下一点启示。

每天都有许多人路过开罗市中心那些老电影院的门面,有的仍在营业,有的早已关门,却很少有人停下来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埃及这一行当的第一扇门是谁推开的,用的是谁的钱,开在什么地方?不少电影史家给出的答案,既不始于公司,也不始于银行或政府部门,而是始于花园城(Garden City)的一幢住宅:女主人把其中一部分改成了摄影棚,拍出了一部名为《莱拉》的默片,1927年11月上映,距今约99年。
这个项目背后只有一位女性,即阿齐扎·艾米尔(Aziza Amir),她既是创意发起人,又是制片人和女主角。阿拉伯电影数据库Elcinema将该片记在1927年名下,称其为时长90分钟的埃及出品默片长片,并在表演、编剧、制片、导演(与斯蒂芬·罗斯蒂共同署名)和剪辑五个栏目中同时列出她的名字;半岛网2020年的一份专题资料则称,影片的剪辑由她亲自完成。她的个人条目记载,她生于1901年12月17日,卒于1952年2月28日,成名前的名字是穆菲达·古奈姆,有记录的最早作品是1926年的舞台剧《阿里巴巴》,也就是说,她是从舞台走向镜头的。
这个项目起初并不叫《莱拉》。马斯拉维网(Masrawy)2018年的一篇报道称,影片最初的片名是《真主的召唤》(Nida Allah),鼓励她踏入制片领域的是土耳其导演瓦迪·奥尔菲。亚历山大图书馆电影档案中的阿齐扎·艾米尔条目写道,她与丈夫艾哈迈德·谢里创办了名为“伊西斯电影公司”(Isis Film)的制片公司,聘请奥尔菲担任艺术总监,并与他签约执导公司的第一部影片;随后,他拍好的素材放给少数评论家和朋友看,反响令人失望,公司要求他解约,导演工作先后交给摄影师哈桑·赫勒瓦维和斯蒂芬·罗斯蒂。影片重新拍摄,片名也改了,最终定为《莱拉》。以上是档案和报刊中的细节,并非保存下来的制作文件。
最终版本的演职员安排中有一处矛盾,需要照实记下。瓦迪·奥尔菲是故事的原作者,也是编剧之一,在重拍之前的初版中,他曾与阿齐扎·艾米尔演对手戏。Elcinema的备注称,他的角色被删去并改由艾哈迈德·阿拉姆出演后,影片重新剪成了五本;可同一页面的演员表仍把他列在谢赫艾哈迈德(Sheikh Ahmed)一角上。斯蒂芬·罗斯蒂参与编剧和导演,并出演其中一个角色;摄影由一位名叫蒂利奥·基亚里尼的意大利人担任,备注还提到外景在金字塔与塞加拉之间以及开罗街头拍摄。换言之,这部影片在技术上是外国经验与埃及经验的混合体,而出钱又出演的那位女性,名字始终留在导演一栏,也就是艺术决策的位置上。
在今天的读者看来,这段往事最令人惊讶的是:家就是工厂。亚历山大图书馆档案称,她把位于花园城的住宅的一部分用作拍摄棚,马斯拉维网2018年的报道则补充说,冲洗和洗印也在这所住宅里完成。这意味着,1927年的埃及还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后期制作”所需的基础设施:没有现成的洗印厂接收生胶片,没有按小时出租的摄影平台,也没有可以签约的一整条服务链。想拍电影的人,只能自己动手、自掏腰包,在自己家里把这些环节一一搭起来。
最难的阶段不是拍摄,而是走上银幕。马斯拉维网2018年转述的说法是,起初没有影院愿意放映这部影片,她便租下一个场地自己放映,该说法还点名开罗的大都会电影院(Metropole)为首映地点。这一环节基本只出自单一的报刊来源:亚历山大图书馆档案中的阿齐扎·艾米尔条目没有提到,Elcinema的影片页面也只记录了上映日期,没有写影院。所以这里如实写作:这是一种流传的说法,而不是有公开合同佐证的事实。不过它的内涵本身就很重要:影片的主人在当过制片人和女主角之后,还不得不兼任发行方和放映方。
关于首映典礼,文字记述中流传着一个说法:被称为“诗王”的艾哈迈德·邵基也在观众席中,经济学家塔拉特·哈尔卜到场后评价她,说她做成了男人们没有做成的事。这句话我们只按转述者的原样引用:马斯拉维网2018年的报道中有它;半岛网2020年的专题资料把它记在塔拉特·哈尔卜名下,称是在影片放映时所说;亚历山大图书馆电影档案给出的是意思相近的说法,即她完成了没有哪个男人完成过的事。而这一归属本身也不稳定:Elcinema的备注把意思相同的赞语归给艾哈迈德·邵基而不是塔拉特·哈尔卜,档案则记载邵基另有一句话,希望这弯新月成长为一轮美丽的满月。仅凭归属存在争议,就足以让这句话只停留在转述者所说的范围之内。
接下来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第一”的头衔并没有定论。1927年,影片《沙漠之吻》(A Kiss in the Desert)拍成,由易卜拉欣·拉马执导,其弟巴德尔·拉马主演,各来源对它的首映时间说法不一:埃及报刊和Elcinema的备注称其1927年5月在开罗上映,而亚历山大图书馆档案援引报纸称,该片直到1927年底才完成,1928年才公映。档案还记载,易卜拉欣·拉马1904年生于智利,兄弟俩1924年前往伯利恒途中在亚历山大登岸,随后留了下来;其年表记录两人1926年创办了米娜电影公司(Mina Film),称其为埃及首个电影俱乐部,之后又创办了康多尔电影公司(Condor Film),具体年份不详。
连计数的口径也不一致。亚历山大图书馆档案把《沙漠之吻》列为埃及电影史上第三部剧情长片,排在1923年的《在图坦卡蒙的国度》和1927年的《莱拉》之后,并记载电影史家艾哈迈德·哈德里在其著作中拒绝把《沙漠之吻》视为首部埃及影片。因此这个称号必须写得准确:《莱拉》是部分史家视为首部纯埃及出品的剧情长片,即埃及的资金、埃及女性发起的项目、埃及人的决策,而不是毫无争议的、埃及土地上拍出的第一部长篇活动影像。这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别,正是严谨写就的历史与一句口号之间的差别。
再往下看,是这段故事的产业意义。在《莱拉》之前和之后,制片公司陆续出现,其中有伊西斯公司本身,也有拉马兄弟的两家公司,但《莱拉》与第一座设备齐全的制片厂之间,相隔了八年:电影史资料显示,由塔拉特·哈尔卜创办、被称为首家埃及资本制片厂的米斯尔制片厂(Studio Misr),直到1935年才开业。也就是说,这个行业不是从某项机构层面的决定开始的,而是从一次个人冒险开始的:它证明市场存在,观众愿意买票;机构随后才到来,在个人已经证明的基础上继续搭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那个年代,制片人一栏里的第一个名字是一位女性。同一数据库在《莱拉》的演员表中还列有阿西娅·达赫尔,可见这块银幕上的第一步,署的不止一个女性的名字。这既不是宣言,也不是有组织的运动,而是现实条件使然:门是开着的,谁有胆量,谁愿意拿自己的钱冒险,谁就能进去。在这类奠基时刻,本来被排除在考虑之外的人,往往有了更多的空间。
《莱拉》之后,她的履历并未中断。Elcinema记录她的表演作品,从1929年的《尼罗河之女》(Bint al-Nil)一直到1952年的《我信真主》(Amantu Billah),其中包括1939年的《卖苹果的姑娘》(Bai’at al-Tuffah)和1944年的《我的女儿》(Ibnati);数据库还记录她制片了同样是1944年的《哈芭芭》(Habbaba),并在编剧一栏列有19部作品。她后来编剧的影片中有1948年的《巴勒斯坦姑娘》(Fatat min Filastin),数据库将她列在故事、剧本和对白栏目下。她于1952年2月去世,那时埃及电影已成为一个成熟的行业,拥有自己的制片厂、明星,以及遍及整个地区的市场。
时至今日,留给观众的《莱拉》,远不及这个片名留下的多。我们是通过数据库、报刊的引述和电影史著作来了解它的,而不是真正看过它;全世界的默片都因胶片脆弱、缺乏系统的保存而损失了大量拷贝。档案问题是这段故事的一部分,而不是边角注脚:一部被视为如此规模的产业起点的影片,其留存下来的一切,哪怕只是一幅剧照或一张海报,都值得被妥善保存、编目,并向每一个想亲自查证的人开放。
正是在这一点上,这段往事触及了今天读者的生活。1927年需要把一所住宅改造成洗印室才能使用的摄影机,如今已装进每个人的口袋,拍摄成了整个过程中最便宜的一环;依然艰难的是剩下的路程:谁来把作品做完,谁来放映,谁能把它送到观众面前,谁能在一年之后仍把它保存下来。这些环节,正是阿齐扎·艾米尔凭自己的主动和自己的钱一一走过的。这段故事的要义是:拥有摄影机,未必就拥有故事;真正拥有故事的,是把它带到路的尽头的人。下一次你路过开罗市中心一家老电影院的门面时,不妨想起,这一切的起点,是一所住宅、一卷生胶片,以及一个个人的决定:这个故事要讲出来,哪怕要由它的主人自己来承担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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