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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11月4日:那道改变埃及与文物关系的台阶——从“奇妙的东西”到图坦卡蒙展厅

一百零四年前的今天,在帝王谷,工人们的镐头下露出了一道凿刻在岩石中的台阶边缘,由此展开的故事并不是一则寻宝传奇,而是一项原则确立的故事:完好无损的陵墓中的一切,只属于埃及。本文按时间顺序还原事件经过,并说明这项原则如何在此后化为一部成文法律,至今仍然规范着每一件从地下出土的文物。

编辑部·发布于 2026年11月4日·9 分钟阅读
حشد من الزوار والمسؤولين يقفون عند حافة الحفرة الحجرية المؤدية إلى مدخل مقبرة توت عنخ آمون في وادي الملوك، فبراير 1923
Maynard Owen Williams /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1922年11月4日清晨,在帝王谷,考察队的工人正在清理拉美西斯六世墓入口附近堆积的古代石屋废墟,镐头之下忽然露出一道凿刻在岩石中的台阶边缘。现场没有黄金,也没有火把,只有泥土、篮子,以及一块平整得不太自然的石面。一百零四年后的今天,一个小女孩站在埃及某个街区自家学校门口的小摊前,花几埃镑买下一枚钥匙扣,上面垂着一张双眼宽大、蓄着笔直胡须的金色面孔。这张面孔如此常见,以至于人们几乎不再留意它:它出现在练习本封面上、店铺招牌上,每逢新闻提到大埃及博物馆时,也总会一闪而过。从那道石阶边缘到这枚金属钥匙扣之间,是一个值得完整讲述的故事。

这道石阶边缘,正是一段凿入岩床的台阶的第一级。它一直隐藏在古代工匠搭建的石屋废墟之下——那些石屋建于附近墓穴开凿之时,而废墟本身又叠压在开凿拉美西斯六世墓时留下的碎石之上,时间比图坦卡蒙下葬晚了一个半世纪还多。换句话说,正是这些古代劳作留下的残迹,同时挡住了盗墓者和考古学家的视线。发掘许可持有人是卡纳冯勋爵,现场发掘工作由考古学家霍华德·卡特主持,而这一季对卡特而言,几乎已是他多年一无所获之后的最后机会。坊间流传一种说法,称最先发现台阶的是一名为工人挑水的男孩,但这一说法并无卡特本人记录的支持,史学界至今仍有争议——我们如实记下这一点:这是一则广为流传却缺乏确凿证据的传闻。

我们更为确信的信息,来自卡特在1922年至1923年冬季发掘季所记的发掘日记,据我们所知,该日记原件保存在牛津大学格里菲斯研究所的档案中。截至本文写作之时,我们曾尝试查阅其网络公开版本,但未能连接到相关网站,因此只能转引其他资料对其内容的转述:日记中一行简短得近乎令人失望的记录写道,当天发现了通往墓室的第一级台阶。随后工作便中止了。卡特重新用碎石将台阶掩埋,给远在英国的卡纳冯发去电报,请他前来,然后便是等待。明知脚下就是一道封死的门,却要在旁守候近三个星期——这种等待,或许才是这份职业中最真实的部分。

卡纳冯于1922年11月23日抵达卢克索,26日,封门上被凿开一个小洞。此后传遍全世界的那段对话——有人问卡特是否看到了什么,他回答说看到了“奇妙的东西”——在多份资料中均有记载,尽管各版本在具体措辞上略有出入。至于墓室本身的正式开启,并非发生在那第一晚,而是在1923年2月16日,并有埃及官方代表在场。

1923年4月5日,卡纳冯在开罗因一处小伤口感染引发败血症和肺炎去世。借着这次死亡——加上当时报刊不遗余力的渲染——“法老的诅咒”这一传说应运而生,并在报纸和电影中流传了整整一个世纪。这里要说清楚:所谓诅咒只是民间传说和影视文化的产物,并非科学事实;英国医学杂志(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200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曾比较参与开墓者与未参与者的寿命,结果并未发现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死亡率差异。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发现本身其实并非那几年间最重要的事件,真正重要的是一项措辞冷静的行政与法律决定,它从此永久改变了游戏规则。

1922年之前,考古发掘通行的制度是所谓的“文物均分制”(partage):外国考察队出资发掘,以换取部分出土文物的所有权,埃及文物也因此凭官方许可分散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中。但卡纳冯的发掘许可和其他许可一样,设有一项例外:未被盗扰、保存完好的王室墓葬,其全部内容归政府所有。争议正是由此而起——这座墓,即帝王谷第62号墓(通称KV62),历史上其实曾两度遭盗墓贼进入,后由墓地管理人员重新整理并正式封存。尽管如此,由皮埃尔·拉考主持的文物局仍将其认定为“完好无损”,并坚持一项原则:墓中全部内容归埃及政府所有,不存在均分,也没有任何一方能分得一份。也就是说,这项权利完全建立在一次法律上的定性之上,而非对条文字面意思的简单解读。

事情并非一帆风顺。考察队与文物局之间的争执不断升级,墓穴一度被临时关闭,发掘工作中断达数月之久。直到1924年达成一项和解:卡纳冯家族放弃对墓中文物的一切主张,但继续为发掘工作出资;1925年初,发掘工作在以卡纳冯夫人名义签发的新许可下恢复。据现有历史资料记载,1930年该家族获得了大约三万五千埃镑的费用补偿。最终结果是,墓葬随葬品绝大部分留在了埃及境内,只有零星几件后来在卡特身后遗物中流出海外,并在此后陆续被归还,最近一次是2010年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归还的十九件文物,该馆承认这些文物本就不应离开埃及。这是整个故事中最关键的一刻:第一次以明确无误的方式确立——凡是从埃及土地上出土的东西,都将留在埃及。

不妨回想一下当时埃及所处的境地。埃及刚刚经历过1919年革命,1922年2月28日发布的宣言给予了埃及有条件的独立,1923年宪法也正在起草之中。在这样的氛围下,这座陵墓的发现绝非茶余饭后的花边新闻,而是一个公众议题,人们在报纸和咖啡馆里争论:我们的过去归谁所有?由谁来决定它在哪里展出?正因如此,当我们说1922年是一个转折点时,谈论的重点并非黄金,而是一种观念——文物属于国家主权的一部分,而不是外国投资的回报。

人们常常忽略的另一面,是这项工作本身的规模。整个过程绝非“打开墓门、看见宝藏”那么简单,而是长达十年的编号、修复与转运工作:墓中文物共编号登记5398件,每件都有编号和描述卡片,其中大部分由哈里·伯顿拍摄留影,但据资料估计,仍有约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小件文物始终未曾留下照片。整座墓穴直到1932年2月才清理完毕——十年的耐心,只为换来几分钟的惊叹。由此而来的教训至今仍然成立:一次发掘的价值在于其记录,而非其光泽;一件文物一旦脱离其出土背景,即便是纯金打造,其意义也会失去一半。

这一教训如今已写入成文法律。埃及第117号《文物保护法》(1983年颁布)及其历次修订——包括2018年第91号修正案——明确规定,无论埃及本国还是外国考察队发掘出的文物均归国家所有,考古用地及相关不动产属于公共财产,并对任何文物的处置和交易设置了严格限制,对走私行为施以重罚。也就是说,1922年那个针对一份发掘许可而作出的行政决定,六十年后已发展成一项约束所有人的普遍性规则。

这项规则也有一个远比普通人想象中更贴近日常生活的一面。如果你在盖房、打井或翻修老宅时,意外发现一块刻字的石头、一处空洞或一面不寻常的墙,正确做法是立即停工,并通知最近的文物部门或警察局;1983年第117号法第24条规定,任何人偶然发现可移动文物,须在四十八小时内通知最近的行政当局。至于私自挖掘寻找文物的行为,则依该法第42条处以三到七年监禁,并处以起步为数十万埃镑的罚款;若将文物走私出境,依2018年修正案,可判处终身监禁,并处一百万至一千万埃镑不等的罚款。此外,在住宅下方挖掘还对生命安全构成真实威胁;而以这种方式出土的每一件文物,都会失去其原本的出土背景,从一份历史文献沦为一件好看却没有故事的物件。

至于这批文物最终落脚何处,这一章我们是亲眼见证的。在开罗解放广场的埃及博物馆存放了近一个世纪之后,墓葬随葬品迁往位于吉萨高原边缘的大埃及博物馆,该馆于2025年11月1日举行官方开幕典礼,并于2025年11月4日正式向公众开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称,这是该收藏自出土以来首次完整地合并展出;开幕报道也提到,馆内专设两个展厅用于展示图坦卡蒙文物,其中收纳的正是卡特当年登记的那5398件编号文物。至于国王本人,自2007年起,他一直留在帝王谷自己的墓穴中,置于一个恒温恒湿的展柜内,身旁是他的石棺;想亲眼看到这张金色面孔的人,仍须前往卢克索。

于是,两个日期在此交汇:11月4日既是1922年发现第一级台阶的纪念日,也正是2025年大埃及博物馆向公众开放的那一天。两个日期相隔一百零四年,是一段从用火车运送的木箱,到用仪器精确测量湿度与灯光的恒温展厅的历程。而在这两者之间,发生的是一次意义上的转变:从“资助者能分得几成”变成了“我们该如何向世界展示属于自己的东西”。

回到那个买钥匙扣的小女孩身上。热爱从一枚花几埃镑买来的小小金属饰品开始,倒也无妨,但真正值得讲给她听的故事,既不是诅咒的故事,也不是宝藏的故事,而是一个简单而执拗的故事:埃及在一个远比我们如今想象中更为弱势的时刻,决定了自己土地之下的一切都属于自己。倘若你在埃及学校的期中假期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或是在自己所在省份路过一座地方博物馆,又或是看见邻居“听人说了什么”便在自家房子下面动手挖掘,请记住:1922年那道在镐头下显露出来的第一级台阶,打开的不只是一座陵墓,更打开了一项我们至今仍生活在其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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