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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伊士运河通航157周年:数百种海洋生物如何进入地中海?“兔子鱼”的故事又是怎么回事?

157年前的这一周,运河通航,连起的不只是两座港口,而是分隔了数百万年的两片海,一场被科学家称为“莱塞普斯式迁徙”的海洋生物迁移由此开始。故事的终点在鱼摊:其中一个物种带有煮不掉的毒素,而“兔子鱼”这个俗称也被用在另一些可以安全捕捞、出售和食用的鱼上。

编辑部·发布于 2026年11月18日·9 分钟阅读
لقطة تحت الماء لسمكة من نوع Lagocephalus sceleratus مستقرة فوق قاع رملي، ظهرها زيتوني مرقّط ببقع داكنة وجانبها شريط فضي لامع، وعينها كبيرة ورأسها ناحية يمين الصورة.
Rickard Zerpe /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常去埃及沿海城市鱼市的人都知道,码头上摆出来的鱼筐,并不总是前一筐的翻版。在鲻鱼、鲷鱼和罗非鱼之间,有时会出现一种银白色的鱼:肚子圆鼓鼓,嘴小,牙齿连成一体,像一只锋利的鸟喙。摊主和买主都不熟悉它,它身上的警告比肉还多。这种鱼的故事并不始于外海,而是始于一条在沙地里挖出的水道,始于很久以前的某一天:两片海的海水,时隔数百万年第一次碰在了一起。

157年前的这一周,即1869年11月17日,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在其历史页面上的介绍,运河于1859年4月25日在法尔马(Farama,即今天塞得港所在之处)动工,1869年8月18日两海海水汇合,通航时全长164公里。工程师用挖出的土方量和通过的船只来衡量这件大事,海洋学家的尺子却不同:这是一条连续的水道,中间没有船闸把两个水位隔开,它把红海和地中海直接、永久地连在了一起。

这一现象在科学文献中有个专门的名称,叫“莱塞普斯式迁徙”,得名于与运河工程联系在一起的斐迪南·德·雷赛布。科学家用它指称红海和印度洋的生物经运河进入地中海的过程,涉及鱼类、甲壳类、软体动物、藻类和海绵。这些物种数以百计。Ullmann 等人2024年发表在《Biology》期刊上的一篇同行评审综述称,地中海是世界上受外来物种影响最严重的海域;综述援引2023年发表的一份清单指出,地中海已记录到的外来物种超过一千种,而且每有新清单问世,这一数字都会上调。

令研究者关注的是,这种迁移几乎是单向的:由南向北的远多于反向的。文献中的解释,把两片海各自的特点与运河自身的历史结合在一起。红海盐度更高、营养物质更贫乏,那里的生物本来就适应温暖而咸的海水,到了地中海东部,便发现了可以生存的环境;而地中海的生物若反向前行,遇到的条件则更为严酷。此外,苦湖(Bitter Lakes)里曾经存在的高盐度屏障,也在几十年间逐渐减弱。

不过,地中海里出现某个外来物种,并不等于它是自己游过运河的。还有另一条路径:船舶压舱水在一个港口抽入、在另一个港口排出,以及附着在船体上的生物。研究者通过间接证据区分这两条路径。其一看该物种最早的记录出现在哪里:靠近运河入口并逐步向北扩散,倾向于说明是主动迁移;若突然出现在远离运河的某个港口内,则倾向于说明是随船而来。其二看物种本身的特性,因为幼体和成体的游泳能力各不相同。其三是基因分析,用来判断地中海个体与红海同类的亲缘关系有多近。截至本文写作时,主动迁移与被动输送的比例究竟如何,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科学争论。

在科学家看来,这种影响也并非只有一个方向。Halim 和 Rizkalla 2011年发表在《Mediterranean Marine Science》上的一份同行评审名录,统计出进入埃及地中海水域的红海鱼类共42种,其中4种是当时的新记录,17种已被商业利用,15种仅有一次记录。两位作者的结论是,这些物种对当地渔业有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入侵物种文献又把个别外来者列为生态代价最高的一类,也就是外来者在食物或栖息空间上与本地物种竞争的情形。这个问题要逐个物种地研究,无法用一个笼统的判断给整个现象定论。

在这些外来者当中,有一个物种改变了渔民看待渔网的方式,它的学名是 Lagocephalus sceleratus。它属于河豚类,这类鱼会吞水或吸气把自己鼓成一个球,它还长着坚硬、连成一体、形似鸟喙的牙齿。文献把它在地中海的首次确认记录归于 Akyol 等人2005年发表在《Journal of Fish Biology》上的一篇论文,该文称,这个物种自2003年起已在地中海有记录,最早的几次记录来自爱琴海的土耳其沿岸。此后它的踪迹不断向西推进:2012年《BioInvasions Records》上的一篇论文记载了它在地中海中部的首次出现,地点是突尼斯的加贝斯湾(Gulf of Gabès),仅有一条鱼,捕获于2010年12月。2024年的那篇综述则指出,地中海已记录的13种河豚类鱼中,有6种是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的。

在埃及自己的海域,能证明该物种已不是过客而成了定居者,最清楚的公开发表、经同行评审的证据,是2024年发表在《Parasitology Research》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埃及研究人员检查了在亚历山大海岸采集的134条这种鱼,采样季从12月持续到2022年5月,在其中32条身上发现了一种寄生甲壳类,约占23.9%,这是论文给出的结果。论文称,这是埃及地中海水域首次报告该物种的寄生虫,可以理解为:这一物种在那里已经定居得足够久,生态关系已经形成。

同一篇论文还转述当地渔民的说法:这种鱼常被大量误捕,会攻击被渔网缠住的鱼,并用坚硬的牙齿损坏渔具。记载它在地中海中部首次出现的那篇2012年论文则提到,它被列入地中海“最糟糕的100种”入侵物种名单。该名单由 Streftaris 和 Zenetos 于2006年发布,依据是这些物种已被记录在案的、对生物多样性、渔业、健康和基础设施的影响。也就是说,渔民在被咬破的渔网里看到的,与研究者在数据表格里看到的,是同一种现象的两个侧面。

在谈安全问题之前,必须先澄清一个名称上的混淆。“兔子鱼”(埃及阿拉伯语俗称 samakat al-arnab,字面意思是“兔鱼”)在当地被用来称呼不止一种鱼,而这些鱼在分类上完全不同。篮子鱼科的鱼,阿拉伯语俗称 safi 或 sayyagan,在埃及及周边国家被捕捞、出售和食用,并不含本文所说的毒素;不过 FishBase 数据库描述,其中一些种类的背鳍棘有毒,不小心抓握会造成疼痛的蜇伤。本文所说的物种,只是前面给出学名的那一种。把毒性推及所有带这个俗称的鱼,是科学上的错误,同时也冤枉了无害的鱼,冤枉了正当售卖它们的人。区分物种是专业人员和监管部门的工作,不是在码头上对着一筐鱼匆匆扫一眼就能做到的事。

这个物种的健康风险,在科学文献中已有定论。Katikou 等人2022年发表在《Marine Drugs》上的一篇关于河豚毒素的最新综述指出,这种神经毒素可溶于水且耐热,煎、煮、烤乃至炖上数小时都无法破坏它;毒素浓度最高的是生殖腺、肝脏和消化道,其次是肌肉和皮肤;迄今没有解毒剂,对中毒者的治疗只能是医院里的支持性治疗。2024年的综述补充说,在包括鱼肉在内的所有组织中都检出了毒素,厨师在加工过程中无法将其除去。对读者而言,这意味着两件事:根本不要吃这种鱼;吃鱼之后,若自己或身边的人觉得嘴唇或指尖发麻,或感到呼吸困难,应立即前往最近的医院。

2024年的综述明确写道,这个物种在埃及仍有销售,尽管已有禁止出售的规定。综述在表格中列出了28起河豚类鱼在地中海咬伤或攻击人的事件,伤及渔民和游泳者,有的伤在手指,有的最终导致截肢;论文作者同时提醒,他们尚不认为这种攻击行为是迫在眉睫的健康威胁。由此得出的实际结论是:这不是一种可以徒手去抓的鱼,也不要拿回家试吃。鱼市的监管归特定部门负责,其中包括各省的卫生局;若有人看到这个物种被摆出来卖,办法是向所在地区的主管卫生局报告,而不是在鱼筐前争吵,更不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对某个市场或某家店铺下判断。

埃及的河豚类中毒事件,目前只有带日期的个案记载,并无统计数字。2024年综述的病例表为埃及列出了两起未致死的事件:2004年1人中毒,2022年5月5人中毒。后一起就是埃及媒体在塞得港报道的那一起:一家五口在吃了一条报道中以俗称相称的鱼之后出现中毒症状,当地省卫生局随后发布了科普提示。同一篇综述说,埃及没有记录到河豚类中毒致死的案例。迄今为止,埃及尚无汇总并公开发表的这类鱼中毒的数字;报纸转述的一起病例,仍然只是一起病例,不是比例,也不是发生率。

科学上的结论,大意简单,影响深远:一条水道,就可能重新排布整整一片海里的生命版图;它的影响要几代之后才显现,而不是几个月;衡量它的,是一些安静的工具,比如物种清单、关于一种鱼的寄生虫的同行评审论文,以及渔民的记事本。因此,读者带到鱼市上最有用的东西,既不是对大海的恐惧,也不是对埃及好鱼的回避,而是一份平静的认识:一个物种凭它的名字被认出来,对它的判断不要加到其他鱼身上;码头上那一筐银白色的鱼,背后是一条连通两片海的水道157年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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