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之前:埃及法律如何界定童婚?为何未登记的婚约要孩子来买单?

在一座小城镇边缘的初中里,班主任翻看十一月的考勤表,发现初三某个座位已经空了两周。他一问,得到的答复他已听过不止一次:“这女孩订婚了。”没有人在骗他——在当地习俗中,“订婚”一词的含义十分宽泛,足以涵盖此后发生的一切,也足以将其掩盖。整个学年就这样过去,那个座位始终空着,仿佛从未有人坐过,而类似的一幕在城市和乡村都在反复上演,只是比例有所不同。

两年后,场景变了,故事却没有变。同一个女孩,如今十七岁已为人母,与家人一起站在卫生所门口,只为给孩子办一份证明。工作人员并非故意刁难,他要的是一份这家人根本拿不出的正式文件,因为这桩婚姻从未办理登记,而只是所谓“欧尔菲”婚约——即在两名见证人面前写在纸上、未经官方登记的民间婚约。由此开始的,是一场可能旷日持久的诉讼:向家事法庭申请确认子女的父子关系,而为此付出代价的,却是一个从未参与这项决定的孩子。

本文写于10月11日,国际女童日。这一纪念日由联合国大会于2011年12月19日通过的第66/170号决议确立,并于2012年10月11日首次举行,首届主题即聚焦终结童婚,口号为“我的生命,我的权利:终结童婚”。此后,童婚议题始终是这一天关注的核心。值得平心静气提出的问题是:埃及现行宪法与法律,究竟是如何规定的?

首先看宪法。第80条规定:“凡未满十八周岁者,均视为儿童。”该条还列举了儿童享有的一系列权利,其中包括获得姓名和身份证件的权利、免费强制接种疫苗的权利、健康与家庭照护的权利,以及获得安全住所的权利。这一条文对“儿童”的界定不留任何解释空间:无论男女,十八岁即为分界线。值得注意的是,“姓名和身份证件”这项权利被列在条文最前面——而这恰恰是婚约未经登记时,最先受挫的权利。

具体操作层面的规定,则见于1994年第143号《民事身份法》第31条之二。该条由2008年第126号法律增补,后者是对1996年第12号《儿童法》的修订,刊载于2008年6月15日出版的官方公报第24期增刊。条文的核心内容是:未满十八周岁的男女双方,其婚姻契约一律不得办理登记;办理登记须先经双方进行婚前体检,以确认二人均无可能影响本人健康或后代健康的疾病,并将检查结果告知双方。

这里需要格外精确。依据上述条文,法律禁止的是为未满十八岁者办理“登记”,并未直接将婚姻这一行为本身定为刑事犯罪;因此笼统地说“未成年人结婚是法律惩处的犯罪行为”,并不准确。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约束:《刑法》第227条规定,任何人为证明配偶一方已达到法定年龄,而在主管机关面前作出明知不实的陈述,或提交明知虚假的文件,一旦婚约据此办成,即构成犯罪;该条同时规定,若经法律授权办理婚约登记的人员,明知一方未达到法定年龄仍予以办理,须承担独立的刑事责任。

2022年,内阁曾批准一项加重处罚的禁止童婚法草案;2026年4月,众议院议长又将多名议员提出的若干法律草案提交相关委员会审议,内容是将婚配未满十八岁者的行为单独定为犯罪,并将追责范围扩大到参与或提供便利的人。据本文所知,截至撰稿之时,尚未有任何正式生效的法律对此作出独立的刑事定性,目前流传的仍停留在草案阶段,尚非现行有效的法律。倘若新的立法正式颁布,情况将随之改变,读者应自行核实其在官方公报上的刊登日期。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登记这条路一旦被堵死,婚姻在许多情形下并不会因此终止,而是转向了民间的“欧尔菲”婚约。这一点法律说得很清楚:2000年第1号法律第17条规定,凡因婚姻契约引发的诉讼,若对方否认婚姻关系存在,除非婚姻已由正式文件证明,否则法院不予受理;若起诉时妻子未满十六岁或丈夫未满十八岁,该类诉讼一律不予受理,唯有离婚或婚姻无效之诉例外——只要能以任何书面材料证明婚姻存在即可提起。也就是说,民间婚约只给当事人留下一条离婚的出口,其余通道全部关闭,一旦一方否认婚姻关系,抚养费和其他财产权利便立刻陷入争议。

孩子一旦出生,伤害便延续到了下一代。但比起渲染悲情,更重要的是实际情况:法律并不会让新生儿在法院判决作出之前完全没有证件。《儿童法》第15条经2008年修订后规定,儿童的母亲是负责申报出生登记的人之一,母亲可以为新生儿办理出生登记,并领取一份注明其本人姓名的出生证明,但该证明仅能用于证明出生这一事实,不得用于其他用途。也就是说,孩子能够拿到自己的第一份证件,而父子关系的认定则要等到法院判决之后才能确定。

就今天面临这一处境的家庭而言,现实中的路径虽然漫长,却并未堵死:可向有管辖权的家事法庭提起确认子女关系之诉,登记信息随后依据判决予以补办。家庭有权向法院所设的法律援助办公室寻求帮助,也可拨打国家妇女理事会妇女投诉热线15115,或拨打国家儿童与母性理事会的儿童救助热线16000。由于各案情况不尽相同,最稳妥的做法是及早咨询专业机构。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层面,立法者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才将登记与婚前体检挂钩。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0岁至19岁的母亲罹患妊娠子痫、产褥期子宫内膜炎和全身性感染的风险,均高于20岁至24岁的女性,其新生儿出现低出生体重、早产及严重新生儿并发症的风险也更高。而过早结婚的女孩,往往也更缺乏独立寻求医疗照护的能力。

不过,情况并非全然悲观,这一点同样重要。根据“全球童婚数据库”公布的2021年数据,埃及20至24岁女性中,有16%在未满十八岁前结婚,2%在未满十五岁前结婚,而1996年的数据这一比例为27.3%。也就是说,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这一比例下降了超过三分之一——从约四分之一的女性降到了约六分之一。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真实降幅,因为它说明这一现象可以通过政策加以扭转,而非固定不变的社会宿命。

比起总体数字,分项数据更值得关注。同一份数据显示,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农村地区为20.6%,城市地区仅为8.7%。按受教育程度划分的数据则打破了通常的直觉:未接受过任何教育的女性中占31.5%,仅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女性中占36.4%——这是所有群体中比例最高的一档——而接受过中学及以上教育的女性中仅占13.7%。也就是说,事情并非“教育程度越低、早婚比例越高”这样一条简单的直线;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升入中学并能够继续就读之后。

仅这一点,就足以重新排列问题的优先次序。问题的关键,不是对一个被冠以“落后”之名、实则蒙受不公评价的家庭说教——这些家庭是在权衡交通费用与中学离村庄的距离之后,在真实的经济压力下作出选择的——而是要让女孩在读完初中之后继续留在校园,变得可行、也负担得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5年度埃及报告指出,埃及约有140万名儿童失学,贫困家庭子女升入中学的比例仅为69%,而最富裕家庭这一比例则达到87%。因此,在缺勤学生的名字被从名册上划去之前,先问一问原因;在辍学成为既定事实之前,先想办法解决交通问题,或安排转到更近的学校;并且要明白,等到十八岁,意味着一份经过登记的婚约、一系列可以主张的权利,以及一个证件齐全的孩子。初三教室里那个空着的座位,并不是考勤表上的一个小细节,而是一份长长档案的第一页,也是最容易把握、可以叫停后续一切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