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入侵七十年:从十月二十九日到停火,九天催生首支联合国维和部队
1956年秋天,改变的不只是地图,更是游戏规则:联合国大会召开紧急特别会议,998号决议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拟定组建紧急部队的方案,首批“蓝盔”维和士兵十一月中旬抵达埃及。这是一个用一个个日期串起来的故事,主角是国际法,还有一座名叫塞得港的城市。

塞得港海滨大道上,十月末的一个傍晚,一对父女正等着开往富阿德港的渡轮,船只缓缓驶过,仿佛在宽阔的街道上悠然踱步。小女孩问父亲,为什么这座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国庆日——她从没听说过城市也会有节日。这个问题的完整答案,不是等渡轮的片刻能说清的,因为它要从七十年前一个遥远的秋天讲起,途经纽约一间会议厅——一个当时还没有名字的构想在那里诞生——最终落在十二月的某一天,那一天后来成了这座城市历法上的节日。
故事的开端有着明确的日期:1956年10月29日,以色列在西奈半岛的军事行动打响。联合国关于首支紧急部队的官方页面记载,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越过边界,而据军方记录,首批伞兵在当地时间下午五时左右空降米特拉山口附近。三个月前,即同年7月26日,苏伊士运河公司国有化的消息已经宣布;我们在此只把它作为直接导火索一笔带过,而非本篇的主题。今天要讲的故事,不是一条水道,也不是贸易,而是世界如何在九天之内重新安排了自己。
第二天,10月30日,英法两国发出联合最后通牒,限期十二小时。10月31日,针对埃及境内目标的空袭开始,几天后又有部队在塞得港附近登陆。这个先后顺序,与联合国网站至今公布的记录分毫不差,任何读者都可以自行打开网页核对日期——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从这样一个纪念日里能得到的最重要的东西:数字和日期是公开的,而且已经足够说明一切。
登陆的细节,在对方的档案里同样有据可查。11月5日,英国伞兵空降在塞得港以西的加米勒机场,法国部队则拿下了对岸的富阿德港。11月6日拂晓四时三十分,一场由坦克支援的海上登陆在塞得港展开,英国国家陆军博物馆的记录如是说。两座隔水相望的小城,靠一条渡轮往来——正像此刻小女孩等待的这一条——就这样卷入了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中心。
此后塞得港发生的一切,开罗省官方门户网站用一句话作了概括:从11月5日起遭到全面围困,直到1956年12月23日入侵军队撤离为止,断水断粮、毫无安全可言——按日历算约七周。这里我们把民众的抵抗视为整座城市的集体行动来讲述,不点名任何个人,也不把某一桩英勇事迹归于某一个具体的名字;我们手头的资料只能支撑一种集体式的描述,而无法落实到具体姓名。
就在海岸上的战事持续之际,纽约那边也在发生另一件事。1956年11月1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届紧急特别会议召开——这是该组织历史上首次召开此类会议——依据的是“联合一致共策和平”程序(大会第377号决议),它允许大会在安理会无法采取行动时接手处理有关事项,联合国官方页面对此有明确记载。换句话说,最终接手这份“案卷”的,是全体会员国都有一席之地的大会,而不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任何一个都能用否决权阻挠安理会作出决定。
11月4日,第一届紧急特别会议通过了998号决议。决议正文本质上是一项措辞简单的行政要求,却分量惊人:要求秘书长在四十八小时内提交一份建立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计划。四十八小时,去发明一件《联合国宪章》里从未提及的东西——此前唯一可比的先例,只是1948年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以来那些不携带武器的军事观察员;而一支驻扎在两军之间的武装部队,这还是头一遭。第二天,11月5日,同一届会议又通过了1000号决议,设立这支部队的指挥机构。从提出要求到成立指挥部,只隔了二十四小时。
这个构想本身值得停下来细看,因为它才是那个秋天真正的产物。这是一支不为交战任何一方而战、只在双方停火后驻守其间的部队;未经一国同意绝不进入其领土;由与冲突毫无利害关系的国家派出士兵组成;佩戴着一件临时拼凑出来的标志——用二战剩余的美军头盔匆匆刷成蓝色——后来它成了全世界维和行动的象征,部队打的是联合国的旗帜,而不是各自军队的旗号。这套模式,我们如今在不止一个大陆上都能看到,新闻里提起它时仿佛它自古如此、天经地义,而它真正的起点,就在这里。
停火在11月6日至7日的午夜生效,这是英国国家陆军博物馆的记录;而联合国自己的页面则把这一时刻定在格林尼治时间11月7日至8日的午夜。这样算来,从10月29日行动打响到11月7日枪炮沉寂,前后正好九天。但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把战事结束等同于占领结束;此后数周,这两座城市依然处在外国军队脚下,而全面撤军花去的是数月而非数日。停火只是记录里的一行字,撤离却是一段要用日历来丈量的漫长旅程。
接下来是落实阶段。1956年11月15日和16日,紧急部队的首批部队分两批而非一天之内抵达埃及,由哥伦比亚、丹麦和挪威士兵组成;此后陆续有更多部队抵达,直到1957年2月部队达到约六千人的既定规模。这些来自塞得港几乎一无所知的国家的士兵,踏上了一座埃及城市的土地,去执行一项几周之前还从未写进任何一本军事手册的任务。
最难回答的问题依然是:人员伤亡究竟有多少?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坦承自己认知的局限。1956年11月21日,英国国防大臣在下议院坚持自己此前给出的数字——塞得港一百人死亡、五百四十人受伤。同一场辩论中,议员们拿出了远高于此的估计与他对质:埃及方面给出的数字是一万二千人伤亡,印度总理提到“数千人”,还有英美记者的报道——这些说法都被这位大臣一概斥为捏造、夸大和宣传。可是到了同年12月21日,一份英国官方报告发表,将塞得港埃及方面的死亡人数定在约六百五十人左右,是大臣先前所说数字的好几倍。埃及方面及独立方面的估计还要更高,各种说法之间的差距,直到本文写作之时仍未弥合。正因如此,我们把每一个数字都标明出处和日期,而不把任何单一数字当作最终定论。
这一章的结尾,日期同样清楚,只是各方对最后一天的说法略有出入。联合国的记录是,英法军队于1956年12月22日完成撤离,紧急部队随即接管塞得港;而开罗省官方门户网站则把12月23日定为最后一名外国士兵离开这座城市的日子——也正是塞得港此后每年庆祝国庆日的那一天。以色列从埃及领土的撤军于1957年3月8日完成,运河于同年4月重新开放通航。在英国国内,安东尼·艾登于1957年1月辞去首相职务,由哈罗德·麦克米伦接任。
紧急部队在埃及驻留了近十年,直到1967年5月18日埃及政府要求其撤离;撤军行动次日启动,并于同年6月底完成,这才合上了1956年11月开启的这一章。我们把叙述停在历史自身的边界之内,不把七十年前发生的事投射到今天任何一场现实冲突之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处境,而这场纪念的价值,恰恰在于就着日期本身去阅读它,而不是把它投射到当下。
那么,这一切对站在海滨大道上的这位父亲来说,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给女儿的答案,两分钟就能说完:这座城市之所以有国庆日,是因为最后一名外国士兵在某个确切的日子离开了它,而这一天被记录在一份正式文件里,渡轮到来之前,他完全可以掏出手机和她一起翻出来看看。但这一切也在说着更深的一层意思:那九天里发生的事,并非只写在战场上,也写在一份决议的文字里、一段四十八小时的期限里,写在“有一种法可以求助”这个信念里。而这,或许正值得讲给一个在十月的傍晚等待渡轮的小女孩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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