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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脊髓灰质炎日:病毒是如何在2006年从埃及绝迹的?为何故事至今仍未结束

1988年,这种病毒每年在全球125个以上的国家造成约35万人瘫痪。埃及最后一例本土病例于2004年5月在代鲁特(阿西尤特省一个镇)确诊,2006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埃及已消灭脊髓灰质炎。可是,免疫运动为何并未就此停止?答案藏在2012年开罗的一份污水样本里。

编辑部·发布于 2026年10月24日·8 分钟阅读
طفلة تتلقى قطرتي لقاح شلل الأطفال الفموي من عامل صحي خلال حملة تطعيم قومية في وحدة صحية بمحافظة الغربية، مصر
CDC Global / Wikimedia Commons (CC BY 2.0)

在一个平民社区的小型卫生站里,母亲们从清晨起就排着队站在台阶上。一个婴儿抱在母亲怀里,一边啼哭一边扯着母亲头巾的一角;一名护士用多年重复而略显疲惫的语气,让这位母亲张开孩子的小嘴:滴两滴,就完事了。前后不过五秒钟:舌头上滴两滴疫苗,小手指上留下一点紫色墨水的印记,队伍便向前挪一步。这不是某一次具体的场景,而是一个复合的画面——数十年来,这一幕在埃及各地重复了千百万次。而这种“什么都没发生”的平常,正是我们今天要讲述的全部故事。

每年10月24日是“世界脊髓灰质炎日”。发起这一纪念日的国际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表示,选择这一天是为了纪念美国科学家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的生日——正是他领导的团队研发出第一种脊髓灰质炎疫苗,一种需要注射的灭活疫苗;此后阿尔伯特·萨宾(Albert Sabin)又研制出成本更低、使用更方便的口服疫苗,也就是人们熟悉的“两滴”疫苗。不过,公开资料显示索尔克的生日是1914年10月28日,而非24日,这一说法的出处应归于扶轮社自身,本文未能独立核实。至于这一纪念日究竟从哪一年开始,截至本文写作时,我们也未能从可靠渠道核实,因此只能确认可以确认的部分:日期本身及其意义。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主要通过粪—口途径传播——也就是经受污染的手、水和食物传染,感染者多为五岁以下儿童,但据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份情况说明介绍,任何未接种疫苗的人无论年龄大小都可能感染。每200例感染中就有1例会导致不可逆的瘫痪,通常发生在双腿;而在瘫痪患者中,一旦呼吸肌麻痹,死亡率可达5%至10%。这种病无药可治:只能预防,无法治愈。

大约四十年前,世界与这种病毒共处的方式,就像与天气共处一样习以为常。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仅1988年一年,全球125个以上的疫区国家就出现约35万例瘫痪病例。自那一年“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启动以来,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病例已下降超过99%,截至本文写作时,仅剩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仍存在本土传播。世卫组织表示,如果没有这场行动,今天有两千多万人本会因瘫痪而无法行走。

在这个数字里,埃及占有相当重的分量。埃及被宣布消灭脊髓灰质炎当天,据各通讯社在2006年2月2日报道,时任卫生部长哈特姆·穆斯塔法·贾巴利(Hatem Mostafa El-Gabaly)说过一句值得记住的话:脊髓灰质炎“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就一直存在”,而“我们这个时代的手段终于击败了这个自法老时代起就伴随我们的敌人”。这并非纯粹的修辞。许多学者推测,一块出自第十八王朝、现藏于哥本哈根新嘉士伯雕塑博物馆(Ny Carlsberg Glyptotek)的还愿石碑,描绘了一名叫罗玛(Roma)的男子——碑文称他为神庙守门人,也有说法称他是祭司——右腿萎缩、拄杖而立,正向女神阿斯塔特(Astarte)献祭,被认为是已知最早的脊髓灰质炎图像。不过据我们所知,这仅是一种推测,尚未被确证。

从病毒常在到彻底绝迹,靠的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项耐心而枯燥的工作。2000年9月,埃及启动了所谓的“环境监测”:采集污水样本并化验是否含有病毒,与追踪儿童急性弛缓性麻痹病例的传统监测并行。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一份报告,到2001年,该监测网络已覆盖8个省的11个采样点,到2004年6月又扩展到18个省的33个采样点。其背后的逻辑很简单:病毒会随粪便排出体外,只要能在下水道中检测到它,就说明它仍在人群中传播——哪怕还没有一个孩子因此瘫痪。

随后,结局来得很快。最后两例一型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病例都出现在上埃及地区:一例是2003年6月在明亚省阿布库尔卡斯(Abu Qurqas),另一例是2004年5月在邻近的阿西尤特省代鲁特(Deirut)。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援引的行政数据,2004年4月的一轮全国免疫日——这是项目原定的常规轮次,并非针对某一病例的应急反应——共有1130万名儿童接种,较2002年12月一轮的980万人增加约15%。而针对5月那例病例的直接应对,则是同年6月和7月两轮“扫荡式”(mop-up)强化免疫,报告中对此有明确说明。此后,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再未在埃及儿童身上出现。

2006年2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埃及与尼日尔一同消灭了脊髓灰质炎,称两国境内已连续整整12个月无一人感染该病毒。值得提醒的是,这12个月并非从最后一例瘫痪病例算起——埃及最后一例瘫痪病例发生在2004年5月,距宣布时已过去约21个月——而是从最后一次检测到病毒踪迹的时间算起:据一项关于埃及环境监测的公开研究,埃及最后一次在污水样本中检出野生病毒是在2005年1月中旬。当时,疫区国家名单上仅剩四个:阿富汗、印度、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此后印度率先退出名单,尼日利亚随之退出,最终只剩两个国家。也就是说,埃及并非只是旁观一场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战役,而是凭借本国人民的努力关闭了其中一条战线,而在更靠东方的地方,还有两条战线尚未关闭。

但“消灭”(无脊灰)这个词常常被误读。它并不意味着病毒在本国已彻底不可能出现,而是指它不再在人群中持续本地传播。“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行动”在其关于“无脊灰国家”的官方页面上明确写道:在脊髓灰质炎在全球范围内被彻底根除之前,任何国家都仍有可能重新输入野生病毒——事实上,这种情况已经在一些国家真实发生过。因此,这份“认证”不是一道边境上的围墙,也不是一份可以束之高阁的文件;它确认的是当下的一种状态,需要靠持续的行动而非纸面文字来不断更新。

仅仅六年后,证据就来自埃及本身。世界卫生组织于2013年2月11日发布的一份声明称,从大开罗地区两个区域于2012年12月2日和6日采集的两份污水样本中,分离出了一型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基因分析显示它与流行于巴基斯坦信德省北部的一株病毒高度相近。这里有必要原原本本、不夸大也不淡化地引述声明本身的措辞:病毒仅在污水中被发现,没有记录到任何瘫痪病例。也就是说,自2000年建立起来的监测网络,在病毒使任何一名儿童瘫痪之前,就已经将它捕捉到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说明了为什么一个本已“无脊灰”的国家还要一再开展全国性运动。2013年2月2日至6日,两个受影响区域内超过15.5万名儿童接种了三价口服疫苗;据同一份声明,此后计划在3月初开展一场覆盖全开罗、面向300万名儿童的一价一型口服疫苗接种运动,再于4月开展覆盖全国、面向1200万名儿童的接种运动。类似的情况在2020年至2021年间又出现了一次:同一套监测网络在污水样本中检出了二型疫苗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这不同于野生病毒——据2024年一份发表于同行评审科学期刊的研究,截至2021年2月底,共在6个省发现11例分离株,为此又开展了应对性免疫运动。这一切都不是对已经发生的灾难做出的反应,而是在灾难发生之前将其化解——这是最艰难、也最不讨好的一种工作,因为它一旦彻底成功,就意味着不会发生任何值得讲述的事情。

这正是公共卫生事业最残酷的悖论:越是成功,就越容易被遗忘。整整一代埃及人身边已不再有被这种病致残的孩子——尽管早年那几波疫情的幸存者仍生活在我们中间——对孩子们来说,这个病名如今只是课本上的一个词。当疾病从眼前消失,谈论预防在一些人看来就成了多余之举,谣言也就找到了容易滋生的空地。在这个问题上,值得参考的不是手机社交群组里流传的说法,而是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以及埃及卫生部门公开发布的资料——那些有据可查、写明日期、任何人都可以查证的公开信息。

现在,让我们回到文章开头那条排在卫生站台阶上的队伍。抱着婴儿的母亲并不会想起2003年的阿布库尔卡斯,也不会想起2012年那份污水样本;她只想赶快办完,好在中午前去趟市场。但正是这平淡无奇、什么都没发生的五秒钟,才让外面街上的孩子能用两条健全的腿追着一只塑料球奔跑。“无脊灰”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一纸证书,而是每年都要重新兑现的承诺,是台阶上的一条队伍,是滴在孩子舌尖上的那两滴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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